我对甲午战争的最初印象，是从一部叫做《甲午风云》的影片中来的。其中有一个镜头让人印象深刻：苍茫海面上，滚滚硝烟下，邓世昌穿着染血的清兵粗布马甲，咬着长辫子，把着舵冲向日舰;而在相距不远的日本舰船上，一个日本军官，穿着海军制服，摸着人丹胡，冷冷笑着……

这像是一个隐喻：粗布马甲与长辫子，海军制服与人丹胡。似乎是不同的穿着与打扮，决定了彼此的不同命运。不过，我很长时间并没有去仔细琢磨这背后的含义。

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文明》中写道：从表面上看，服装仅仅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消费品，但服装的变迁，与饮食的变化一样，实际上表征着现代化从西方向世界强制性扩张的过程。的确，我们熟知的由蒸汽机推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首先发端于纺织品制造。大的纺织企业中流水线生产，很快催生了服饰的革命，原来那种缀有各种类似花边、披肩、饰品以及因裹束太紧而妨碍运动自如的衣服，逐渐让位于简便、自由和适合运动型的服装。纺织业的迅猛发展，推动廉价服装从西方扩张到世界各地，形成了“相同的牛仔裤，相同的运动鞋，相同的T恤衫”。

但就在西方服饰往东方扩张的过程中，中国与日本的表现截然不同：中国人是拼命抵抗，而日本人则毫不犹豫全盘照收。中国洋务运动肇始于1861年，但一直到1911年清政府被推翻前夕，中国人还是穿着马褂长袍。日本明治维新始于1868年，比中国洋务运动晚了7年，但其服装向西方很快靠拢。1871年，日本专门通过法令，禁止官员在公务时间穿着日本传统的武士服和和服，而改穿西式服装。1884年前后，日本民间也已流行穿欧式服装，和服退位于非公共场合;1887年，日本明治天皇在公共场所露面，已把原来的皇室装束改为穿着普鲁士陆军将领军服。

在倡导服装欧化人物当中，明治思想家大久保利通最为突出。他认为，既然日本人要取得与西方平等的地位，首先要从服装开始，“如果还穿着过时的服装，我们及我们的国家不可能被西方认真对待”，“服装上的改革将有力促进日本作为兄弟国家平等的一员受到全世界认可”。大久保本人还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一批保守派人士批评服装改革丢了日本传统，1878年，大久保被7名武士所刺杀。就在他死后，日本服饰更加速欧化。

中日两国对服饰现代化的态度不同，也反映在当时的海军服饰上。19世纪中叶，世界主要国家海军服饰几乎整齐划一，清政府派到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的留学生、后来成为北洋海军将领的那批人，在英国留学期间被要求剪掉辫子，并按英国皇家海军军官服饰着装，但回国后，清政府又要求换回粗布马甲，留回长辫。明治政府完全不一样，不仅要求日军海军换上德国海军一样的服饰，甚至连留人丹胡的习惯也要向德国人学习。

中日两国对待服饰改革上不同的态度，折射的恰就是对待现代化的不同态度。梁启超先生说过，中华文明的发展，经历了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的演变历程，虽历尽苦难，伤痕累累，却始终气象万千，气吞山河，拥有巨大的空间度量。利玛窦1601年到达重庆，他带来了很多西方先进学术文化，包括《几何原本》、西方的天文、历算和机械原理。但是，统治者在观念上的封闭，几乎关闭了中华文明通过包容与吸纳世界近代化成果进行自我更新的可能性，西方当时先进生产方式传播一再受到抵制甚至是仇视，以至于适应现代化潮流的服饰也受到排斥。

日本则不然，当美国舰队敲开锁国二百余年的日本，日本人如梦初醒，猛然意识到自己的落后。整个国家几乎一头扑进西方的怀抱，在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更毫无保留地全盘吸收西方近现代文明成果。强力推进服饰改革，就是一个有力旁证。

因此，当时的中日之争，其实是两国第一次现代化之争。邓世昌看到败局已成定局，他选择了跳海，当他那条忠诚的狗咬着他的长马褂和长辫子去救他时，他抱着狗一同淹死在大海里，也淹没在历史里。邓世昌知道，长马褂与长辫子救不了自己，也救不了民族。这也许是历史的又一个隐喻。

今天的中华民族，正前所未有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逐渐洗净120年前甲午战争的蒙垢。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越要自信，越要开放，越要在不断吐故纳新中实现自我超越，才能更好更快地实现强军梦和强国梦。